中国近代以来新闻评论在形式上的发展，从早期报刊上的长篇政论到现代新闻评论的基本面貌，其间1903年以后“时评”栏目的普遍出现，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里程碑。“时评”的出现，是一种文体形式的创造。用胡适的话说：它“用简短的词句，用冷隽明利的口吻，几乎逐句分段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，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”。这与早期长篇政论当家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分段的文本面貌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。这无疑提高了新闻评论的表达与传播效率。它与其他新闻传播形式的演进一样，都是新闻传播规律的体现。

　　“时评”的缘起，人们一般认为是1903年创刊的《时报》。这家报纸确实在传播方式的创新上做出过许多贡献。但其实，在它创刊前后和同时，其他一些报刊如“早在《时报》之先的《新民丛报》上就有‘国闻短评’，创刊于1904年3月5日的《中国日报》早就有‘时评’一栏。”（刘光祖、汪晓园撰稿的《江苏报刊编辑史》）。1904年创刊的《东方杂志》的创刊号上就有“时评”栏目。而《时报》的“时事短评”改为“时评”则是1907年的事了。这里我们只是把《时报》的时评作为一个代表。

　　时事批评

　　巴拿马河工不可往，往者非病即死。

　　美人招巴拿马工尤不可往，往者非病即受虐。

　　此其理由，国人知之，政府知之。然美公使仍向政府诸求不已，何也？必政府未尝拒之也。政府固尝闻议拒矣，然而奸民辈能立合同，回国招工，何也？必政府拒之而未尝决绝也。

　　谓政府不知，而政府岂真聋聩？谓政府不理，而政府竟无人肝？无以名之，名之曰，非真爱民。故吾不贵奸民，而惟责政府。（载1907年1月18日上海《时报》）

　　或问此次改订刑法之事，于我国有益乎？曰：有益。何为有益？其最重要之处在能重人道。我中国人之不见重于世界也久矣。其故虽不止一端，而其最足以表示于人者，则在刑法上之酷烈。凌迟、枭首、戮尸，酷烈之尤者也。今永除之，宜也。其次，又在刑法之上，罗织知情之外而亦缘坐之条，人之死于无辜者不知凡几矣。今能悉与宽免之，是能复我古人罪人不孥之意见。虽然今者刑法之改订，固甚善矣。然又有一最要之端尚未及者，则刑讯是也。刑讯之害，酷烈罗织均有之。是更宜速去。（冷）（载1905年4月26日上海《时报》）

　　附录一：

　　十七年的回顾

　　胡适

　　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当时所谓的“新学”。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，《时报》便出版了。那时正当日狐战争初起的时候，全国的人心大震动。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的古文论说，仍旧保存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，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《中外日报》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。《时报》应此时势而产生。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，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，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。因此《时报》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《时报》呢？我想有两个大原因：

　　第一，《时报》在当时是一种创体，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，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，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。我记得<时报)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：一件是周生有案，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。《时报》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快的主张，每日不但有“冷”的短评，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，同时登出。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，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。用简短的词句，用冷隽明利的口吻，几乎逐句分段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，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。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，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。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受了《时报》短评的影响，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，曾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。这也可见{时报}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。这确是《时报》的一大贡献。我们试看这种短评，在这十七年来，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，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。

　　……《时报》倡出这种制度之后，十几年之中，全国的日报都跟着变了，全国的看报人也不知不觉地变了。（引自《胡适文存二集》卷3）

　　附录二：

　　早期的“时评”

　　马少华

　　近年来国内新闻媒体“时评”的复兴和蓬勃发展，促使我对中国近代以来“时评”产生历史的持续关注。我深深感到，这个问题，涉及我国近代新闻评论的发展模式。

　　今天新闻评论--所谓“时评”在中国近来以来的新闻史上，并不是一朝出现的。实际上，在很长的时期里，近来以来的报刊上并没有新闻评论，或者说，没有新闻评论意识，占据主要篇幅的，是长篇政论（或学术）文章，当时叫作“论说”。新闻评论史学者往往把“论说”也当作早期的新闻评论，或者说，它“论说”也划入新闻评论史的范畴。比如曾建雄博士的《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（近代部分）》，就是以“言论”出现在1825年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》，作为考察新闻评论的起点的。这样，王韬的《论今时事》、梁启超的《变法通议》和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汪康年的《中国自强策》，以及李佳白《上中朝政府书》、林乐知《文学兴国策序》等政论文章，自然都在中国新闻评论史可以追溯的范围内，列入该书附录的《近代报刊言论作品选录》。尽管他在考察《申报》言论的时候发现，“有相当一部分以‘……论’”、‘……说’、‘论……’为题，且又发表在言论版面位置上的文章，其实并非言论“，但他还是把”言论“、”政论“、”论说“，列入近代中国新闻评论的考察范围。这是”发展史“的追溯视角，无可厚非。

　　而在我看来，尽管以发展的角度看，在新生事物和旧有事物之间，本不应苛求一个截然的界线，现代中国的新闻评论，确实是在”论说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但是，就研究一事物形态的规定性而言，确实应该拿出具体明确的标准，就新闻评论而言，这些标准就应该包括文体和内容的一些必备要素。如果把梁启超的《变法通议》和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汪康年的《中国自强策》，以及当时发表在《万国公报》等政论刊物上的大量”策论“都划入新闻评论的话，那么它们与汉代王符的《潜夫论》、《奢浮篇》，晁错的《贵粟疏》并无不同--后者也是论当代政务的，那么，新闻评论在形态上就没有什么规定性了。

　　因此，我不赞成简单地把新闻评论推溯到”论说“，而是希望从”论说“发展到”时评“的过程和标志性环节。

　　早期的时评，从发生、发展的趋势来看，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：

　　一、在”论说“中零星出现的新闻评论

　　一篇文章，内容涉及当代人们关心的普通问题，这本身并不是新闻评论的标志。这一点很容易理解，用不着多说。近代早期报刊上的”论说“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比如《万国公报》上的文章《泥古变今论》，开口就是”自有天地以来“，这与唐代柳宗元《封建论》起首一句”天地果无初乎？“没有什么不同，是古代论说文的架子，但是你不能说《封建论》不是关乎”时政“的，你也不能说《封建论》是关乎时政，它就是新闻评论。古代文人所作关乎时政的文章汗牛充栋，如果仅以关乎时政作为新闻评论的标准，那就无不是新闻评论。事物的界定，就没有边儿了。

　　《万国公报》上还有《论厘卡之害》、《中美关系略论》、《振兴学校论》、《华美俄三国将兴论》，这些长篇”论说“，根现在的标准看，都是”战略研究“论文，宜发表在《战略与管理》杂志上。你不能说那时候还没有新闻评论，就把这些算作新闻评论。

　　当然，应该承认，这些”论文“，确实出现在当时的新闻性报刊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具有新闻性。以1879年在上海出版的周二刊《益闻录》为例，这是一个新闻性的报刊，比《万国公报》更具有新闻性。它的早期只有新闻，后来学着当时大部分报刊的样，在”谕旨恭录“之后每期也安排一篇”论说“。但是看看它们都是论些什么内容呢？以1891年8月连续几期为例：8月15日是《郑庄公论》；8月19日紧接着一期是《经解论》；8月22日紧接着一期是《读孟子桃应章书后》--全都是些古史、经义的内容，无关时政。然而，就在这些内容的论文之后，紧接着的8月26日一期的《书沈中丞示谕后》，在内容上就已经涉及时事了。但是它是怎么写的呢？起首就是一大段抽象的道理：“朝廷劝惩之典为政治所关，教化在也，刑罚亦在也。故劝之以率教，教行而民无顽心；顽心去，则比户可封赏之，不胜赏矣。又惩之以自新，新民而令无或梗，梗令起，则骈首就戮，警之不胜警矣……”后面还长着呢，不再赘录。读了半天，就是看不到要评论的事实--那个“沈中丞示谕”--是些什么内容。好容易在第四行出现一个涉及事实的话和时间要素--“五初七恭读上谕”，还是没有提“上谕”的内容，紧接着又是一番花团锦簇的形容。可以看出，尽管内容涉及的是“时事”，但其叙事与议论的节奏混杂不清，无论是观点还是事实，都没有传播的效率。而现代新闻评论的重要标准，就是传播的效率。

　　这种“无关新闻”的“论说”，登在新闻报刊上，甚至登在报纸头版上的情况，现在看起来很奇怪，在当时却为常见。“中国初办报时，科举还没有停止。报纸的论文，往往把考场的题目，来做论列的材料。在发榜的前几个星期，每聘请科甲名人，将科场题目，拟作一二文，登在报首，以代社论。这篇拟作的命意，社会中很重视。就是闱场中的主考官，也要把它当作阅卷的标准。《上海闲话》所说俞曲园作《文学子游》题目的拟作，有‘圣道南矣’一句，登在《申报》上。主考官看见了，就把阅定的试卷，重新去取。这是丁酉年，乡试考场放榜前的事实。后来八股废了，改用经义策论取士，于是报纸上的材料，都成了策论的来源。”

　　曾建雄博士在对《申报》1872年所有言论的甄别和分类统计后发现，“被作为言论发表的文章230余篇，其中有80余篇徒有虚名或名不符实的‘言论’（占三分之一强）。”

　　但是，就是在这样的“论说”堆里，一些真正现代形态的新闻评论开始零星出现了。

　　在1892年的《万国公报》第三十七册上有这样一篇李提摩太的文章《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》，以现代的标准看，就是一篇典型的时评：

　　“前阅西报，敬悉皇上于几余之暇，召取同文馆士人入宫讲习英文。欲将英国文字语言贯通熟习，以裕圣学，俾他日中西交涉得有操持。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，未始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。

　　查天下万国文字多有不同，惟美与英为同文。即其各大国虽各有本国文字，而所派驻扎各国钦使多有同习英文以便交涉。且英商、教人士踪迹亦皆及远，故英人所至口岸多尚英国文字语言。且商路亦远。即以中国而论，凡有英人商埠，苟熟习英语即便与英人交涉相通。此非独中国为然，即各国之有英商口岸者无不如此。故英文英语其行于各处通商之地，学习而以为有益者殊不乏人。而所行因为广远，此亦人情时势使然也。

　　中朝化洽夷庚，同文称治。京师之中又设会同四译馆以教翻译。然各国自简派钦使以来，凡有交涉聚会多在总理衙门。即有时入觐龙光，皇上之于各钦差亦必籍翻译以通言语而传述。或不免参差。今皇上亲习英文其益甚多。英文熟习之后，凡英、美国人所著之书，其载各国之事，凡政治之得失国家之盛衰，武备何以修明，商务何以兴旺，教养何以推广，一切有益国家之政，可以一览而知，不必再索解人一益也。既知各大国前后政事，可以择善而从。有利则行，有弊则去。抉其富强之本，探其振作之源，然后以各大国可益之法以益中国之民，俾得转弱为强，转贫为富二益也。中外之情本无二致，惟语言不通则亦无由洞悉。一通英文则与通达英语之使臣等交接，可以当面咨询。情意愈亲，邦交愈固，义理愈明。且免通事传述之误三也。西人之学并非一得自私之见，与富强之政大有相关。惟不知西学之有益者，未免尚有违言。因而中国教养之方一时推行非易。若皇上既身先庶，职学习英文，以上行下，转移风化之机，其权尤易四益也。有此四益倘中国明达者，实有见地。以皇上之心为心，争自鼓励效尤。专求有益民生之学，则富国强兵之治日上云蒸。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祷祝者也。（载第三十七册（光绪十八年正月））

　　从这篇文章看，其叙事与论理界线分明，层次清晰，但最根本的，还是对一件新闻事实的意义作出判断，而不是当时一般”论说“只讲道理。这是新闻评论的本质属性。当然，像《万国公报》上《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》这样的时评，在当时以长篇论说为主的文体环境中，尚属少见。我要说明的是，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，文体概念而形成自觉，但并非随着概念的出现才出现。

　　二、新闻记事中夹叙夹议的文体

　　早期的新闻媒体，无论中西，都没有报道与评论严格区分的规律和传统。这种传统和规律是在以后逐渐建立的。而在早期，则是夹叙夹议。早期的新闻评论，或新闻评论因素，往往就在叙事的栏目中发展。即使是”时评“栏目出现之后，也依旧保持着夹叙夹议的文体特征。

　　1897年9月25日《集成报》”杂事“栏目摘自当时《苏报》的一则报道：

　　“朝鲜国王藉人力为独立之国，由王位而称君主。今年又改元光武，俨然以汉光武帝自期，其志固不在小。无如朝政委靡，公行贿赂，内乱迭乘，外患频仍，不思振作，已属可危；然君臣燕雀处堂，不知远虑，徒假尊号以自欺，实不值旁观一笑。现闻韩王以君主究不若皇帝之尊，饬于庆运宫内，建筑高坛，俟工竣后择期即皇帝之尊位，然后宣布中外。但不知各国果以皇帝视韩王否也。按君主二字，何尝不尊，如英国之家君主，法美之有总统，均不称皇帝，而声威赫赫，谁不畏服哉？吁！韩王不求实政，但务虚名，窃恐因虚名而受实祸也。”

　　这段文字里既有事实的报道，也有评论--价值判断，以至事实判断。

　　梁启超办1910年创办《国风报》，第一号起连载《宣统元年大事记（内史）》，除“宫庭恭记”特别像史书体例外，“用人行政”、“外交”等类下，则以事件做题：，如“外交”下的“万国鸦片会”、“中日宿案议决”“澳门划界问题”。每一条，往往都是夹叙夹议的笔法，有的则是一篇完整的评论。

　　以《国风报》第二号《本国纪事》栏目中《停止农工商富签彩票》为例：

　　“富签彩票流毒无既，本报已于时评中尽言之。摄政王毅然停止，谕令缓办，其为国利民福，三可胜言。新年前后，行政之差强人意者，当以此举为最足纪矣。惟该部办理兹事之本意，虽美其名曰提倡实业，而实则为部中各局委员俸薪耳。贤王独断，不为所惑，是真天下臣民之幸矣。”

　　这篇“纪事”，评论的形态就很明显。

　　三、“时评”栏目的正式出现，以及时评的正式界定

　　特定概念和栏目的出现，是新闻评论的一种文体上的自觉，它是零散偶生的新闻评论趋向，在长期的经验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自觉和共识。“时评”栏目在20世纪中国报刊上的出现，即是这样。

　　据一士在1828写的《报纸评论的析类》，“‘时评’在今日为报纸上短评最普通之名称，吾国报纸，首设此栏者为时报。‘时评’之‘时’，盖义取双关也。自时报以‘时评’受人欢迎，各报遂踵为之。亦有另标‘新评’‘时事小言’‘暮鼓晨钟’‘随感录’等，要之，皆短评也。”

　　显然，他认为“时评”与1903年出版的《时报》有着重要渊缘。

　　戈公振1927年出版的《中国报学史》写道：“……狄氏灰心武力运动，乃创时报，为文字目之鼓吹。延陈冷为主笔。独创体载，不随流俗，如首立时评一栏，分版论断，扼其机枢。”

　　显然，他也认为，时评为《时报》首创。

　　这个看法，后来沿续下来。

　　郭步陶《评的作法》：“时评二字，本是时报先用起的，后来因冷血先生的时评出名，各报也有相沿而用，实在就是各报自己所撰的评论。

　　当代新闻史研究者有的承袭了这种说法。

　　刘光祖、汪晓园撰稿的《江苏报刊编辑史》则发现，”最早运用短评这一文体的并非如狄葆贤所说是《时报》。早在《时报》之先的《新民丛报》上就有“国闻短评”，创刊于1904年3月5日的《中国日报》早就有“时评”一栏。但“国闻短评”并没有做到结合新闻事件加以评述，《中国日报》的“时评”栏里的评论也不多见。“

　　我在1904年4月25日出版的《东方杂志》第四期上，就看到明确标明为”时评“的栏目，此栏目中有时评25篇，每篇都很短，有的短到几十字，两三句话，既有具体的事实，也有判断或感叹，而且每篇都以事实为题，就像消息的标题，如：《粤督索裴景福于葡人》、《日人攻旅顺不下》、《俄欲坏我中立》。这当然是”一事一议“的。刊出时间也与《中国日报》大致相当。

　　因此，”时评“之”时“至少与《时报》之”时“没有太多关系。

　　应该说，就时评的文体形态和栏目名称来说《时报》都非先创。从1928年的”一士“开始，新闻史家长期承袭这种”时评源于《时报》“的说法，可能缘于胡适写于1921年的一篇文章《十七年的回顾》。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说：“《时报》的短评在当时是一种创体”。“”这确实是《时报》的一大贡献。这种短评，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。“”《时报》倡出这种制度之后，十几年中，全国的日报都跟着变了。“胡适的文章早于戈公振先生的《中国报学史》。《中国报学史》将胡适此文节录了一半，可见其重视。胡适和戈公振两位先生的影响比较大，所以这种说法也流传广。但胡适是在参加《时报》的纪念会上说的这番话，所谓”创体“云云，个人感触而已，并非认真的比较研究结果。

　　早期的时评已具有这样的形式特征：叙事简洁，有消息来源，有的注明消息来源的时间。虽”一事一议“，却不限于具体事实的判断。有的推论很远，大胆，且见微知著。

　　这里先举一篇最简单的时评

　　韩国建宫

　　“东报载韩国皇宫焚后，本拟选离宫居之。韩皇因信女巫之言，不愿转徙他处，拨十万金，命速建造。呼呼！国破家亡，已在旦夕，而惟由女巫之言是听，岂东方病夫之特色耶？”

　　这篇评论只是发表了一番感慨，不脱中国古代史论感慨兴亡的格局。

　　而下面这一篇就不一样了：

　　英法协商

　　英法协商一案，可谓近年来英国外交界之一奇现象也。盖英法两国积年以来互相猜忌，各不相能。今乃忽有此举，而英人又复甚欢迎之，以为外交上之一成功。此何故耶？及探此事之起因，实为中国南部画定利益界限起见。鸣呼！彼欧人以各相猜忌之国，有事则合而谋我。由此以观，吾恐全世界之重要外交事件，殆无一而非为中国也。

　　这篇短小的时评虽然表面上也不脱古代史论感慨兴亡的调子，但是，它已有国际政治的知识背景，有对事实的判断，有由此及彼的推理。

　　俄人车站执事之潜逃

　　俄人车站执事震于日兵之威多昏夜潜遁，严法峻刑不能止。抑前又闻俄兵争购巴豆，服之以求免于军役。于此可以见士气、决胜负矣。吾尝谓，察国家之虚实，已气之良窳，与夫种种文野之实情，莫显于战事。当太平多暇之日，得一中主，可以粉饰一切。恃其外交之长，使人国无从窥我之底蕴。即国家有其他变动，不过关系于社会之一部，犹不足尽显其内容。至战局一开，则与种种社会无不有至烈之影响，百脉奔赴，无一可自遁于局外。而社会之真象于以毕现。俄人未战以前，固宠然一大帝国，为世界所悚惧。兵刃既接，驯至无丑不备，此固非吾人之所能料。即其亲昵缔盟国，向以夸张强俄为宗旨者，至此亦讳无可讳，不得不委蛇其间，思所以自圆其说。俄之大势去矣。虽然，此固专制政教之结果也。

　　这篇时评，以一个具体的现象为由头，却思考了国家、社会的某种规律。篇幅虽短，却气局宏阔。最后，以一个普遍性判断收尾。

　　马加罗甫死

　　呜呼！马加罗甫死，而俄国极东之运命尽矣。自仁川旅顺之屡挫，固已奄奄一息矣。马氏至而军容复振，所作海军战术论，日本学校以为教科书。日人方惴惴焉，为逄蒙不能杀羿之虑。而孰意其自沉以死耶。马氏论战，重精神，轻物质。故到旅顺后，并不以残舰自馁，常欲奋死出港，以为联合海参崴舰队之计。乃竟以其旗舰触击于自设之水雷而轰毙。希则，物质诚有未可忽者耶？俄廷以阿列可塞夫骄疏而取败，且取败于区区一岛国，视为奇耻大仇，不报复不已。于陆军之苦氏，海军之马氏，皆军事界第一人，如车两轮，如鸟两翼，全国之视线皆集于兹。今也，忽弱其一个，以马氏偏重精神之理推之，其军气之摧陷，民心之动摇，当达极点。是岂非夺俄之魄而为极东一败涂地之先征与？旅顺残舰，不日消灭；海参崴亦将被日本探囊之取，而黑海、波罗的海舰队，又决不能东赴。于是，俄国极东无海军。日本陆军既战胜于韩境，而满洲又可以择地而上陆，乘俄军人心震栗，与夫胡匪之乘机而内扰以夹击其腹背。彼苦氏者亦将有一不能支厦之惧。于是，俄国极东之势力尽。乌呼！马氏之死，其影响于俄者大矣。

　　这篇文章，由马加罗甫之死而判断俄国在远东势力的消亡，具有层层推理的特征。

　　早期的时评，与“论说”相对，在篇幅上呈现“两极化”--“论说”特长，而时评特短。短小的“时评”的出现，本来是救长篇大套的“论说”难以实现大众阅读之弊的；同时，它也报刊新闻性含量增强的重要表现。《时务报》时期就没有时评。时评篇幅的增长，是随着“论说”的消亡以及时评与论说两种文体的交融实现的。

　　郭步陶《评的作法》（《申报》函授学校讲义之五）这样描述了这一过程：

　　“起初时，是论说和批评都在正张上刊列，大致论文在电报前，批评在电报后；论题可随意取材，评题多半在电文中寻觅。经过一段时期，论文无形取消，批评略加长。到了民国十八年以后，各报为舆论所鞭策，渐渐地有所改动，终于把论说和短评混合为一，成了现在的论评。”

　　“时评”的定义，在这个概念刚刚产生的年代里，其实并不包含字数短的限定，而是看是否针对一个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来与论说进行区别的。《时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上的时评，固然往往一二百字。但是，《国风报》上的时评，往往很长。出版于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（1910年2月20日）的《国风报》第一年第一号上有两篇时评，其中之一《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》，全文7000多字。另一篇《现今全世界第一大事》（评英国因上议院反对政府的财政案而导致下议院解散），全文只有700多字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国风报》虽是旬刊，但是它的时评是配合当期的相关报道的。比如《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》，题下即有一括号称：“参观本号文牍门补录原案”。读者既读到了作者对立宪筹备案的批评，也可以在当期对照他所批评的筹案原文。在《现今全世界第一大事》的题下，则注明“参观本号特别纪事门英国政界剧争记”。报道与评论可以相互参照。这种做法类似于今日《北京青年报》“今日社评”下面注明的“相关报道见本报某版”。

　　特别应该提出的是，刊登在1910年《国风报》创刊号上，由梁启超手撰的《国风报叙例》，是一篇关于报刊栏目和文体的重要文献。它以清晰的概念界定，反映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报刊实践的经验积累和对文体的自觉认识，特别是对于“时评”的界定，对于研究近来以来中国报人新闻评论的业务思想，有着重要意义。

　　《国风报叙例》首先划定了“论说”与“时评”的界限：

　　“三年蓄艾，一秋餐菊，杜牧罪言，贾生痛哭，录论说第二”

　　“见兔顾犬，知人论世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录时评第三”

　　从这个比较来看，“论说”有较长时间的思考，它是思想观点的直接陈述--直接诉之于接受者，而不及于“第三者”--具体的人和事。而“时评”，则是要评论人评事的。

　　如果说，这一层面的界定和比较，由于文字过于雅驯，显得还不是太清晰的话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层界定就比较清晰了：

　　“凡论说所论，则事之应取措者也，凡时评所评，则事之已举措也。”

　　这个定义是涉及对象的，时评有具体的对象，论说无具体的对象；对象，即新闻事实。

　　接下来进一步阐述时评与对象的关系：

　　“凡时评就国中所已举措之事而论其得失，而旨于规正者什八九。盖其举措已当，无俟规正者，则亦无俟谀颂也。”

　　这是强调时评的价值主要是对“不当”之事的批评。

　　“凡时评于外国大事，时复论列……惟评外事，则不及语其得失，惟推论其影响所及者。”

　　这更是强调时评的“事实判断”功能。而这种“事实判断”功能，是新闻评论与从古到今其他一切言论文章本质性区别。

　　可以说，“时评”概念的界定，是中国近代以来新闻评论意识的自觉和成熟的标志。

　　综述

　　新闻评论研究，应着眼于文体形式的演变，而不仅是评论的内容和载体。新闻评论史的研究亦应如此。像新闻传播的其他形式的进步一样，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新闻样式和传播方式，其产生也有一个偶然变异、长期积累、逐渐稳定和一朝自觉的过程。这样一个过程，在中国近代报业实践中，有可寻的轨迹，也有可资辨别的标准和要素。这样的标准和要素，应该包括议论与新闻事实的关系；从性质上看，这样的议论是直接指涉新闻事实的，是对新闻事实的判断。

　　新闻评论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言论形式的职业化的写作形式。是随着近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产生的。就新闻的职业化写作来说，肯定是载体先于文体，内容先于形式。也就是说，当人们已经有了定期的出版物--月刊、周刊甚至日刊以后，并不见得同时获得与此相适应的新闻写作形式。新的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调整过程的结果。这也是符合报刊由“意见纸”到“新闻纸”演变规律的。台湾学者程之行的《新闻传播史》说：“撰写报业发展史的人，曾创立viewspaper（意见报）来与newspaper（新闻报）相对照。”“先有意见报（viewspaper），其后才有新闻报”。“这种性质报纸的出现是一个必经的阶段。”比如，1895年创办于北京的维新派第一个机关报《中外纪闻》，虽然“日出一刊，就其内容而言实为杂志”。早期报刊以“政论”行事，不必有有现代新闻评论文体。这个时候的报刊“论说”，并不具备新闻评论特定的形式特征和要素。随着报刊的大众化阅读，“政论报”不得不转为“新闻报”，新闻与无关新闻的“论说”并行刊出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不相关、不适应的尴尬就会提出自然的要求，一种与新闻直接相关的言论形式--新闻评论，就会自然产生，补充其间的空缺。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多数报刊从栏目次序来说，都有过（除了“恭录谕旨”之外）首刊“论说”，其次新闻的模式。如“早期的《申报》在公元一九0五年的大改革之前，报纸上只有论说文和新闻报道两种，论说只有一种仿佛现在的社论。”（徐载平《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》）其间虽偶有新闻评论的形式，或归入新闻，或归入“论说”。到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时报》、《国风报》在两者之间加入“时评”栏目，与新闻评论相适应的文体，就算真正被确立。当然，随着进一步发展，“论说”也会产生变化。这就是“论说”逐渐消失，或者“社论时评化”的进程。（《国际新闻界》2003年第5期）